这位遗传学家抗日时毅然回国 曾获毛泽东四次接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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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原标题:抗战全面爆发之际毅然回国,毛泽东曾四次接见他:“要大胆地把中国的遗传学搞上去!”

  摘要:“回忆往事,我仿佛看到了谈先生那慈祥的笑容,那双厚实的手,听到了那浓浓的宁波口音。”马克烈说,“天上那颗谈家桢星永远在闪烁微笑。”

  今年是国际著名遗传学家,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之一,谈家桢先生诞辰110周年。民盟市委昨天举行纪念谈家桢先生诞辰110周年座谈会,深切缅怀谈家桢在遗传学上的杰出贡献,坚持真理、科学报国的崇高精神,高瞻远瞩、提携后学的宽广胸襟。

  谈家桢是中国现代遗传科学奠基人之一,享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、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。曾任上海市第八、九、十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,第五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,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名誉主席,民盟上海市委员会主委,中国科学院院士,复旦大学副校长。

  一盏桐油灯下,开创遗传学研究

  1909年9月15日,谈家桢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,1926年被保送东吴大学,主修生物学,1930年毕业后进入燕京大学,师从李汝祺先生,1932年毕业获硕士学位,1934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,师从现代遗传学奠基人摩尔根及其助手杜布赞斯基(Th.Dobzhansky),1936年获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。1937年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邀请回国,聘为生物系教授。

  抗战爆发后,随浙江大学辗转内迁,生物系迁到贵州湄潭的唐家祠堂,此后6年时间里,谈家桢在研究上取得了重要的成就。

  “让我们感动的是他在重要人生关口的无悔选择。”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林鑫华说,第一次是博士毕业后,他深知此时国内遗传学基础很薄弱,仍谢绝了导师摩尔根的挽留,毅然放弃国外的良好条件,选择回国发展遗传学。第二次是在抗战烽火中,随浙江大学西迁贵州湄潭。

  在祠堂的简陋“实验室”里,当时唯一的照明工具就是一盏小小的桐油灯,条件非常简陋。但他选择了对知识的坚守,通过对亚洲异色瓢虫的深入研究,完成了他人生中最有价值的遗传学研究成果——“嵌镶显性”遗传现象的发现。

  这一原创性的研究成果,至今仍被列为遗传学教科书的经典内容,点亮了中国现代遗传学的未来。林鑫华说,在如此艰苦条件下,谈家桢还培养了多位我国遗传学领域的领军人物,如中科院院士、细胞生物学家施履吉,微生物遗传学家盛祖嘉,人类遗传学家刘祖洞等。

  被誉为“中国的摩尔根”

  1952年,院系调整后谈家桢任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,1961年起,曾先后担任复旦大学遗传所所长,复旦大学副校长,生命科学院院长等职务。

  林鑫华说,上世纪五十年代,苏联的米丘林学说在国内盛行,它强调对育种起决定影响的是外部环境而非内因,摩尔根的基因学说受到压制,但谈家桢却不惧压力,为捍卫孟德尔—摩尔根遗传学,坚持真理,毫不动摇。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召开后,毛泽东曾4次接见了谈家桢,鼓励他“要大胆地把中国的遗传学搞上去!”

  1978年,改革开放后,谈家桢先生发现国内的遗传学发展严重落后,欧美已经跨入分子生物学时代,差距巨大。他不顾在高龄时动过两次大手术,远访美国、欧洲和日本,大力加强交流合作,先后推荐学院17位中青年学术骨干去国外访问、进修和合作研究,这些人学成回国,后来大多数成了复旦遗传学科的中坚力量。1979年,谈家桢邀请自己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老同学、美国科学院院士James Bonner带领学术团队来复旦大学开设分子遗传学培训班,系统介绍建立基因组文库、分子克隆等前沿学术进展,为我国开展分子遗传学研究培养了大批骨干。

  1980年,谈家桢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,1996年又当选为第十八届国际遗传学大会会长。1999年国际编号3542号小行星被命名为“谈家桢星”。

  70余年里,谈家桢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遗传学事业,被誉为“中国的摩尔根”。复旦大学统战部副部长葛庆华说,谈家桢提议设立的“谈家桢生命科学奖”,有力促进了中国生命科学事业的发展。在他的呼吁下,我国人类基因组的研究工作得到应有的重视;在他的推动下,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成立,构建了我国人类基因组研究平台,为我国相关研究立足世界打下了基础。

  天上那颗星永远在闪烁微笑

  民盟上海科技馆支部的耿佳榕说,谈家桢心系科普,传播科学开启民智。他不仅著书立作,用科普读物的形式传播科学,他更是高瞻远瞩,以上海自然博物馆为载体,持续提升公众科普素养。

  耿佳榕说,相信位于延安东路的上海自然博物馆(老馆)在很多人儿时记忆里都占有一席之地,一定也曾被展馆门厅处的两大“镇馆之宝”——体长8米,身高4米的“黄河古象”和另一个——身长22米,肩高3.5米的“合川马门溪龙”的庞大身躯所震撼。这座半个世纪来肩负人民大众科学文化教育责任的场馆,在筹建初期就受到谈家桢的密切关注,他在场馆后续的筹备、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。

  1983年谈家桢正式担任上海自然博物馆馆长,自此博物馆的发展名正言顺地挤进了谈家桢的工作日程。作为馆长,他对博物馆研究、收藏和教育这三大功能的相互依存关系有着清晰的表述:“……收藏标本、科学教育、科学研究,这三者是有机联系的,是分不开的。……要使标本能起到科学教育的作用,必须进行科学研究。”鉴于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力量单薄,谈先生更是建议要开门办馆,分学科与复旦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、上海师范学院和上海水产学院等高校及研究所合作。

  “那时候他是八十岁的老人,在学术上要花不少时间和精力,参加国际和国内的各种会议,还要指导复旦大学他的弟子和研究生,开展专题研究。”民盟市委原专职副主委马克烈说,在政治上,在民盟工作方面,他也是位无微不至关心年轻人的好领导。

  马克烈回忆说,有一次主委办公会上讨论一位盟员的处分问题,因为他在负责某项工程,工作中出现了问题被停职审查,盟组织讨论是否要作出相应处理,副主委赵超构和谈家桢当即表示要慎重,先弄清问题,不要轻易处理。后来,这位盟员在市内好几项重大工程中都发挥了领导才干,做出了显著成绩。

  “回忆往事,我仿佛看到了谈先生那慈祥的笑容,那双厚实的手,听到了那浓浓的宁波口音。”马克烈说,“天上那颗谈家桢星永远在闪烁微笑。”

责任编辑:赵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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